我登上列车准备跟随乘警拍摄宣传素材的时候，正赶上师父值夜班。

从车厢那头一路拍过来，远远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正在列车上开展安全宣传。蓝色的夏季执勤服在他身上宽宽大大的，肩胛骨的轮廓清晰地凸出来。他还是那么瘦，可能比以前更瘦了。

“师父。”

他转过身，眼睛弯起来。“佳妮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“我来车上拍点宣传素材。”

他笑着点点头。下一秒，有位带小孩的旅客喊他，他便侧身挤过人群，回头朝我摆了摆手。

我的师父是乘警支队的民警赵新龙。我刚认识他时，他还在新和站派出所。那时，新警培训刚结束，我整个人晒得黑黑的，所长把我领到他面前，说：“认认你的新徒弟！”他上下打量着我，说：“呦，来了个小黑妞。”

内勤办公室里人来人往，他坐在那张堆满文件的桌子后头，身后是摆放整齐的钥匙柜和归档有序的值班日志。看他严肃的神情，我紧张得手心直冒汗，他递过来一杯温水：“先坐下，看看昨天报的信息。”

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，拿红笔在空白处写道：“从最基础的报信息开始学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起因、经过、结果。六个要素，一个都不能少。”随后给我出了几道“练习题”，写完后逐字逐句修改，连标点都不放过，一张纸改下来，全是圆圈和叉叉，那张纸我到现在还留着。

那个下午，我们对着电脑屏幕坐了整整5个钟头。

“小所的内勤，你得对派出所里里外外的事门儿清。”我记得他总这么说。那时候，所里每天最早到办公室的是他，打扫卫生、查收新邮件；最晚走的也是他，看各个办公室的门窗锁了没、电脑关了没。派出所几十号人，谁的警务装备该换新了，厨房还要采购多少菜，他都一清二楚。

两年前的夏天，师父得了带状疱疹，腰疼得坐不住。所长让他回家休息，他不肯，说所里事情多走不开。于是我坐在他旁边，他捂着腰口述，我打字。起初他还自己上手改，后来疼得手都抬不起来，索性全交给我。慢慢地，我理顺了节奏，师父修改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

以前，重要的工作都是师父顶在前面，我在后面递材料、翻台账，做些打杂的活儿。直到有一次，师父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去吧，这次你来。”我硬着头皮顶了上去。需要的材料，我能立马从文件柜里翻出来；问某项工作怎么开展的，我把时间节点和具体措施都说得清清楚楚。渐渐地，大家都说：“你们所这个小丫头挺利索。”师父站在办公室门口，冲我笑了一下。

后来工作任务越来越多，我再没往后缩过。

去年10月，调令下来，我被调到了另外一个派出所，师父也因为家庭原因申请去了乘警队。师父临走那晚，我们在所门口聊了很久，秋天的风已经凉了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对我说：“我知道你想去干宣传，喜欢写东西。”我鼻子一酸。“别听他们的，什么女警就该干内勤、安安稳稳结婚成家，循着自己的方向。做难且对的事……”师父说这话时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。

夜色沉沉，师父巡视完整节车厢，终于得空停下脚步，跟我们聊了几句。他问我工作累不累、奔波辛苦不辛苦。我笑着告诉他，现在基本可以独立完成宣传报道了，由于四处跟车、出差，南疆的大小站点、沿线村寨，我几乎都跑遍了。

他静静听着，轻轻点头。

片刻沉默后，他抬眼望向窗外流动的夜色，缓缓开口：“师父不曾教你许多，但你是我最骄傲的徒弟。”

列车广播准时响起，播报着到站提示。夜色浸满车厢，短短相逢，足够温暖我往后的从警之路。